许纪霖等丨北京与上海，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下）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一百年前，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掀起了启蒙的高潮，新文化终于成为了运动。五四启蒙运动的中心，一直被认为在北京，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3期邀请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周武研究员和瞿骏副教授，他们比较了今日上海的文化现状，与听众一起讨论：世界都会的上海文化，为何如今黯然了许多，又该如何再现辉煌？
本文刊载于许纪霖书籍·《如何安身立命》
瞿骏：新文化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不是一条线或者一个色调，而是有一个斑斓的色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上海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学灯》。这两个副刊比起《新青年》，肯定要有更多的读者，而且他们会特别有意识地去吸引读者，这也跟清末以来上海作为一个文化中心有关。
以前那些读书人很少需要去吸引读者，一部书刊印几十部就不错了，如果能有一百多部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到了梁启超成为名士的时代，慢慢就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梁启超在清末是引领风潮的人，但是慢慢的，到了五四的时候，梁启超就要跟着学生跑了。
▲梁启超
《新青年》做得很好，梁启超他们的《学灯》副刊也同样不差，因此梁曾试图为新文化运动“别建正统”。在《学灯》副刊上专门有 29 51222 29 14941 0 0 2028 0 0:00:25 0:00:07 0:00:18 3487 29 51222 29 14941 0 0 1656 0 0:00:30 0:00:09 0:00:21 3030 29 51222 29 14941 0 0 1450 0 0:00:35 0:00:10 0:00:25 2961 29 51222 29 14941 0 0 1321 0 0:00:38 0:00:11 0:00:27 2738 29 51222 29 14941 0 0 1303 0 0:00:39 0:00:11 0:00:28 3005一些广告会说，希望江浙地区的那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来投稿，专门开辟了一些栏目来给他们发表文章，这其实背后有深意存焉。
什么意思呢？我前面说过思想不会自动地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手里。同时思想的魅力也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并不是说德先生、赛先生这些东西本身的魅力就足以吸引读者进入这个新思潮，这些思想是跟现实粘在一起的，特别是它能够给边缘知识分子带来社会上升的可能性。像钱穆、叶圣陶这些人，在地方上当一个小学老师，他们总是想，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那个时候不再考科举，叶圣陶的困惑是：顾颉刚读了北京大学，通过大学完成了社会上升，在大学里面获得了教职，通过学问脱颖而出。那我怎么办？顾颉刚就指点他：给《新潮》投稿，你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越多，你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能够找到的机会就越多。
钱穆也是一样，不断地给《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写稿，他有四五篇早期文章都发在《学灯》上面，而且关于他的文章有一个故事。开始《学灯》副刊以为他是耆宿，文章都是用大一号字体发表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在他那所小学里，引发了轰动。钱穆就想，以前都是用笔名发表，也没说自己是小学老师，后来他就给《学灯》的编辑李石岑去信，告知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没想到，他这么一说，李石岑马上给其文章排到小一号字体文中去了。这些故事其实都能看出一些有回味的意思来。
▲钱穆
所以，新思想、新文化，一定要跟社会地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才会迸发出蓬勃的动力。按照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师的说法，思想一定要能够乘着现实之翼，才能散发出它最大的光辉。
许纪霖：《新青年》的出场与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有关。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一代新人上台了，他们是民国教育体制改革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今天接受的差不多，基本是西方来的新学，他们已经不满《东方杂志》四平八稳的温和声音，很喜欢陈独秀那样明确、独断、启示式的真理宣言。《新青年》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学生只读《新青年》和《新潮》。实际上除了这两家杂志之外，新潮的学生们还喜欢阅读当年的“四大副刊”，这四大副刊，北京有两家：《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有两家：《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是宗白华主编的；还有一家是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四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它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在当时都超过了《新青年》。
上海除了这两家副刊以外，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有《小说月报》背后的跨越京沪两地的文学研究会，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新青年》。四家副刊当中，《时事新报》副刊和《晨报》副刊都是研究系的阵地。五四期间对中国社会与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位西方大师杜威与罗素到中国讲学，不要以为是《新青年》请的，而是研究系主持的共学社请来的。
▲小说月报
周武：我稍微补充一点，也许把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合起来讲比分开来讲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城市：一个是魔都，一个是帝都；一个因“社会”（工商）而成为中心，一个因政治而成为中心。类型不同，中心点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响力也非常不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难分开来讲的。就新文化运动而言，《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以后，跟上海的联系仍然是非常紧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蔡元培到北京担任北大校长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都把商务印书馆称为“本馆”，就是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后来他在香港去世时，后事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帮忙料理的。再比如陈独秀，他跟商务印书馆关系也极为密切。他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是1902年，陈独秀还在东京留学。到五四的时候，陈独秀跟上海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中断，他跟上海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仍然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馆外名誉编辑。馆外名誉编辑是拿钱的，一个月三百块大洋，这是非常高的薪水。当时在馆的高级职员也不过如此。那么商务要求他做什么呢？只要每年编一本小册子，交商务出版即可。后来他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一直非常好。陈独秀去世之后，陈独秀的很多朋友筹编《陈独秀丛著》，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也是商务印书馆。再比如，《北京大学丛书》《北京大学月刊》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给的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如果亏本的话，由商务承担。如果盈利的话，60%归北京大学，40%是归商务印书馆。这本身就是对北大的支持，对新文化的支持。胡适跟上海、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更是不一般，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本来要聘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也确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并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最后推荐了王云五做编译所所长，自己仍回北大当教授，但身在北京的胡适仍无时无刻不关注商务。20世纪50年代初，张元济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中，第一个填的就是胡适。由此亦可见，胡适与张元济的关系之深。此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比较有影响的两套丛书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主持编纂的《世界丛书》和梁启超共学社编纂的《共学社丛书》，也都是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的。还有《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新文化的理念、读物正是借助这个网络快速传播开来。所以，我说，没有上海的参与，新文化是很难运动起来的。与其去争论北京、上海哪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如说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上海北福建路的商务印书馆
刚才许老师讲复调的启蒙，另一种启蒙，我想结合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构成略作阐发。
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曾经说过，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中国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汇聚的专家，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单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家）、杨贤江（教育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生物学家）、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可谓极一时之选。这些专家的构成是非常多元的，不是说只有“新青年”，也有旧派学人，还有新派当中的旧派。这是一种真正的“兼容并包”，一种休休有容的开放与包容。这样一种开放和包容难道不是新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面向吗？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不就是要建立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襟怀吗？
当年商务体现出来的多元、开放与包容，不仅反映在编译所的专家构成上，更反映在它的出版品构成上。商务提供的出版品同样是非常多元的，他们既出新文化的读物，也花大力气抢救、整理和影印古籍。他们反对“非此即彼”，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譬如1918年6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一方面认真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与严复、林纾，以及孙宝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钊等人的联系。甚至像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有容乃大。商务印书馆是这样，当年的上海也是这样，非常开放，非常包容，因为开放与包容，商务印书馆才成其大，上海才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城市，欢迎世界所有的思潮、主义、学理，让它们在上海自由争鸣、交锋、互动。对中国而言，这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种启蒙。
▲张元济
许纪霖：刚才周武教授有一句话我听了特别有同感，他说新文化运动是北京和上海这两所城市的合谋，我非常同意。不要说新文化运动，你看20世纪中国几件大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中国这两座城市。别的不说，以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为例，都是北京先发起，上海跟进，上海一动，震撼了全国与世界。
北京一向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学生是最敏感的，每次学生运动几乎都是北京走在最前面。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时候，一开始北洋军阀非常强硬，学生上街，就抓人，抓了几百个学生。结果到了6月3日，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知识分子、商人、工人和商民联手发展为全民运动，就震撼了全世界，北洋军阀也怕了，立马把三个卖国贼给革职了，将被抓的学生也放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初是北平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就成为全民性的救国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大高潮。你看，近代中国的运动都是从京城的学生开始，然后发展到上海的全民运动，运动从北京开始，在上海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
北京与上海双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两座城市的“合谋”。
许纪霖：现在我们要回到最后的主题了，昔日的上海，是何其的辉煌，与北京形成了双城。但是今天的上海还是启蒙的重镇、文化的半壁江山吗？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文学中心、电影中心、报业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说中心，连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
当年上海的辉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国各地来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经吸引不到他们，都去了北京，北京有发达的文化市场，有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有太多的发展空间，北京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沪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认高大上，看不起屌丝，不欢迎屌丝，而我们知道，最具文化原创力的，恰恰是那些一开始被人不在乎的屌丝和草根精英。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建都，中央一声令下，将文化中心从上海平调到北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观察》杂志纷纷北上，还过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跃的“在京海派”，就是当年奉令进京的上海文化人。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上海文化无论是电影文学还是新闻出版，依然有全国“半壁江山”的美誉。我经常向老外这样描绘中国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云集在北京，其余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杭州等二线城市。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在经济上二度崛起，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文化复兴寄予了热烈的期望，毕竟上海有这份传统和家底。二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文化大都市不仅没有见到，政府甚至对提出类似的目标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担心被误会成上海想挑战北京。倒是民间“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余音绕梁，一方面是上海这个老二的地位与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与其他二线城市的文化差距，却在缩小。不说别的，就说高等教育吧。上海教育管理部分现在非常着急，因为全国大学学科排名第一的，北京占了绝对第一，但排名第二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江苏！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但为什么在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传统，一个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传统，另一个是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传统。近代文化传统形成于殖民时代，崇尚开放、自由和竞争，与国际规则接轨。上海之所以在1992年之后能够迅速崛起，与这一独特的文化底色有密切关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还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封闭保守、依赖政府、崇尚权威、恐惧竞争、垄断性经营。这一计划经济传统不仅成为这座城市挥之不去的体制惯性，也深刻渗透到上海人的心理深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属于国家垄断的事业单位，虽然近十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将大批传媒、出版社、剧团和作家赶向市场，但他们依然像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断不了奶，习惯于向体制内部寻租，争取补贴资助或垄断性特权。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资源至今为止依然被事业单位垄断，文化市场的发育与活跃远远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惧怕竞争，循规蹈矩，有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人”心态。
不仅节目，连人才也有垄断的传统。北京、广州的媒体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体制外的民营文化公司以各种方式参与节目制作。但上海媒体内部许多重要位置，其人员皆出身于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长年累月的近亲繁殖，形成了单一、僵化的固定风格。近二十年来各地英雄豪杰、名校毕业生涌入上海，占据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层，但在文化事业单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话。愈是接近上层，外地精英愈是凤毛麟角。
周武：这个问题超出我个人的能力，因此，我只能勉力提供一点思考。几年前我曾对1949年前后的上海出版业做过考察，发现上海出版业经历了从全国性到地方化的变迁。其实，不仅出版业如此，整个文化大格局也是如此。在新的文化体制下，上海的位置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1949年之前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再也不可能成为文化中心，也不意味着上海文化再也没有机会重现辉煌。实际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上海曾经创造过许多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亮点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译制片厂推出的众多译制片，上海辞海编纂处推出的《辞海》，《文汇报》推出的《文汇月刊》，以及上海作协主办的《收获》，等等，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我一直认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现辉煌，不是喊出来的，是要做出来的。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为，在全国乃至在整个东亚世界当中建立自己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着力提升五种能力，或者说要进行五种能力的建设。
第一种能力是文化的生产能力。记得1997年，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的时候，商务印书馆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一个纪念会，在那次会上，时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汪道涵先生曾应邀发表过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在80年代初期有一种想法，想把上海的出版机构现代化。首先从印刷着手，但后来我知道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因为换了机器，转速加快了，而我们的新闻纸质量不行，一上了机器就被拉断。因此，要换机器就得考虑造纸工业。我对汪市长的这几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到现在仍然记得。开埠以来，上海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一跃而为文化中心，靠的主要就是文化生产能力。以出版为例，在雕版时代，上海毫无优势可言。开埠以后，上海率先引进石印、铅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创新发展出与欧美先进国家同步的庞大文化工业。正是凭借庞大的文化工业，上海拥有了领先整个亚洲的文化生产能力。当年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就是建立在这种强大的文化生产能力基础之上的。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的研究，抗战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图书发行的总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当年的图书发行总量。一家企业可以敌一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没有研究过美国当年的出版发行情况，美国的实际情况不太清楚，但我想白鲁恂说这个话应该是有所本的。至少说明，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是超强的。当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文化产品是上海生产和提供的。
第二种能力是文化组织能力。文化生产能力需要靠文化组织能力来保障，而文化组织能力则需要文化机构、文化平台来实现。对一个文化中心而言，当然要有充分激发从事文化创造的个体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机制，要创造比其他地方更适宜文化人立足、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更要有整合本地、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资源、文化智慧的能力。当年的上海就具备这样的机制、生态和能力，也因为如此，所以上海才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文化人才的荟萃之地。自晚清以来，上海的文化组织、文化团体、文化机构数量之多，类型与层次之多样，是中国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比肩的。跨国的、全国的、本地的，应有尽有。就出版而言，民国五大书局，也就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都在上海。全国最大的民间科学社团和民间学艺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也在上海。还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等教会大学，以及一大批跨国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社团、机构的汇聚、活跃与发展，不但为文化人才的落户提供了空间，而且为上海文化的持续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种能力是文化表达能力。文化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话剧、电影、绘画是一种表达，诗词、小说、戏曲是一种表达，科学与人文是一种表达，建筑也是一种表达，甚至一切人造物都可以视为一种表达，只不过表达的内容因人因事因物而异而已。表达总有深浅文野之别，但那些成功的表达，或者说经典的表达，总是直指人心的独创表达，精致的表达，富有震撼力的表达，前沿的表达，既契合本土需求又具有世界视野。以建筑为例，邬达克建筑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大获成功，就因为他独创的建筑语言，契合了“这个城市的命运”，邬达克的传记作者卢卡•彭切里尼认为，邬达克为上海的西方业主和中国业主设计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后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国业主是手握权力的社会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筑表达自己的成功以及他们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在这样的预设下，邬达克被要求寻找一种既能表达现代化又具有识别性的建筑语言，以区别于当时上海滩那些体现外国势力的强大与傲慢的建筑。”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与它的表达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每一种形式的表达都留下了经典。
▲联华公寓·邬达克在上海的建筑
第四种能力是文化融汇能力。自中西交冲以来，文化融汇能力不但关乎中国文化的存废，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王国维指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以夏变夷”当然已无可能，“以夷变夏”实际上也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融汇中西，只有融化新知，才有可能昌明国粹。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中西融汇。那个时候辈出的大师中没有一个不是中西融汇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旧学邃密” “新知深沉”的。有学者指出，当今中国学术最严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学术之间不能彼此融会贯通的分裂。其实不仅学术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这与民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也是文化融汇的时代，中西融汇、中外融汇，而且是深度的融汇，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才可能发展出它的普世性，才可能走向博大深邃。在我们这个时代，试图用单纯的在地叙述来吸引世界、影响世界是没有可能性的。
第五种能力，我称之为文化吸附与输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全国的乃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吸引过来，特别是把最优秀的一些文化资源争取过来，让它本地化，让它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进行新的创作。我说的文化输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国乃至全球文化贸易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还包括文化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能够主导天下雅俗的一种能力，就像明清时期的苏州那样，“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如果细分的话，文化输出至少应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品的输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贸易，是可以计量的；二是制度的输出；三是价值的输出。你看伦敦也好、纽约也好、巴黎也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创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坠，原因在于它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这样。
上述五种能力，归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许老师问，上海有没有可能再度成为文化中心，有没有可能再现辉煌？我想，什么时候上海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向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现辉煌之时。
瞿骏：刚才周老师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五点，我最近听到一句话说：以前我们有京派和海派之分，现在最大的京派在北京，最大的海派也在北京，这足以折射出现在整个上海文化悲哀的现状。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历史，从历史来看这个现实，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机制性的东西已经不能够重现，比如租界。以前上海文化的辉煌，很大程度上跟租界有关，因为在租界里有比较自由的发言权、比较自由的说话的空间，甚至于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从上海到东京的轴心、也有从上海和世界各国的紧密联系。
另外一个就是人才流动的问题。当时上海确确实实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过来，而且特别是江浙地区的人才。周武老师曾经写过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探讨的是“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这一点来说，好像我们现在也做不到了。对于苏州、杭州，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基本上辐射不到了。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从各方面来讲，我们如何在机制上创新，吸引人才来上海重振辉煌，确实困难也非常多，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还是可以去做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做不了北京、上海双城共谋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仍然可以去踏踏实实得做“文化的生意”，现在上海的文化状况是高不成，低不就，雅是半吊子，俗则俗得无趣。因此还是要在民国历史里吸取资源，立足于市场。尽量把一些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元素吸引进来，把它做得至少在一般水准之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半死不活，几乎所有上海的报纸、刊物、书店，好像都不愁销量、不看市场，就在那慢慢地做，那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许纪霖：说“上海文化滑坡”，会让一些人不服气，他们会拿出一串漂亮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荣。的确，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户，就可以坐看全球顶级的明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F1赛车、大师网球赛，更显示出上海已经成为万国来朝的文化大码头。上海从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质的，特别是西洋的、摩登的、时尚的，一律拿来主义，东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为等于生活在世界，一个流动的、橱窗一般的世界。不过，真正繁荣的与其说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说是“文化在上海”。外来的文化愈是热闹，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苍白。
▲上海繁华
一个由国营事业单位垄断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间与繁荣的文化市场。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独步天下，笑傲世界，乃是因为存在多元化权力空间的租界，有着混乱却自由的文化市场，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汇聚海上。如今的上海整齐划一、管理规范。水至清则无鱼，各地文化人纷纷北上，在京城安营扎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闻名的798艺术区并非政府规划的结果，最初不过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没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黄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滩上枯死。俞正声在上海担任书记的时候，曾经感慨，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强何其艰难，其实文化问题也是一样。
上海文化之所以模仿能力强，原创能力弱，从历史原因来看乃是上海缺乏西安、北京那样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没有根不要紧，一个移民为主体的大都市可以借助外来人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杂交的城市文化。纽约是如此，民国时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今天的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生存，相互独立，又彼此竞争，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华。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渐趋同，逐渐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现出同质性趋向。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上海变得很单一，而北京则越来越多元。2015年6月我在北京开会的时候，特意去了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儿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屌丝、流浪艺术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南北通吃，东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了，变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是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京城这么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说上海没有外地人，而是屌丝进不了上海，来了也待不长。因为上海只欢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 61 51222 61 31325 0 0 2524 0 0:00:20 0:00:12 0:00:08 3250 61 51222 61 31325 0 0 2271 0 0:00:22 0:00:13 0:00:09 3433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在我看来，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鄙视屌丝。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屌丝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屌丝，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但上海只欢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对尚未出名的年轻人颇为不屑。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屌丝，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前不久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这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海派文化讲究与时俱进。上海永远是一个时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广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紧盯巴黎、纽约、伦敦，以世界一流为自己的赶超标尺。与时俱进让上海变得与国际接轨，比北京要“国际”得多，她总是在学习世界的高大上，却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无法超越。上海总是在变，变成为上海成功的法宝，也成为它无法登顶的障碍。为什么？如果一个城市总是在变，而没有自己的不变的话，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过来，北京虽然也变，但是变中有其不变，能守住一点自己独家的文化传统，再加以现代化发扬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小聪明，但缺乏自信稳重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上海，小市民，这是海派文化的顽症。
上海要重现辉煌，我想大概归结到一句话：回到民国。当然有一些东西回不去，比如不可能再有租界。但是能不能搞一些文化特区呢？这个特区，不是政府参与具体的规划，而是重建一个有活力的文化市场。文化这个东西，跟经济也差不多，不是说政府重视了就繁荣了。有时候政府作为越多，文化反而越不好。只要你给文化提供一个自由的、宽松的氛围，提供法律的制度性框架，让文化能够自由的竞争，就有了繁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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